宋朝时期,寒门出贵子的现象为何非常多?_历史

科举制虽在唐代基本定型,但并不是成绩决定一切。一个人能否高中,不仅与他的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、风评、外貌、口才等密切相关,更为关键的是“行卷”与“公荐”。所谓“行卷”,就是考生在考前将自己写的诗文送给达官显贵,以求他们推荐自己;而“公荐”则是公卿大夫向主考官推荐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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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制度保障了世家子弟的利益,对寒门子弟相当不公,晚唐的杜荀鹤就因出身寒微而屡试不第。“空有篇章传海内,更无亲族在朝中”,便是对这一不合理制度的吐槽。所以,在唐代,“寒门难出贵子”是必然现象。

到宋朝,科考分为三级:解试、省试和殿试,考生需要逐级博弈才能实现鱼跃龙门。

宋仁宗之前,殿试也实行淘汰制,但自嘉祐年间就不再淘汰人了,甚至在嘉祐二年(1057年)出现“千古第一榜”的奇局。这次主考官是欧阳修,共录取388人,不仅包括苏轼、苏辙、曾巩,还有“北宋五子”中的张载、程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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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曾感慨:“无情如造化,至公如权衡。”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当时无论乞丐、孤儿还是书童皆可凭本事考取功名。宋初的张雍就曾是乞丐,但他勤奋好学,对《诗经》深有研究,于是在太祖时高中进士,最后官至尚书右丞。杜衍也曾是流浪儿,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,在真宗时登科、仁宗时官至宰相。陈升之出身贫寒,在朋友的资助下刻苦学习,在仁宗时登科、神宗时官至宰相。汪激的书童汪淑,在侍候主人读书时耳濡目染,加上自己勤学苦思,最终和主人一同考中进士,名次还在曾巩之上。

据统计,宋代由布衣入仕者占比55.12%,其中官至一到三品者占比53.67%,到北宋末年已达64.44%。而唐代寒门子弟的录取率仅有15.9%。可见,宋代科考真正实现了“取士不问世家”,这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政治制度,保障了科考的公平。但这仅是机会平等,起点不平等仍是一条鸿沟。那么朝廷又是如何解决的呢?

宋代“义学”“义庄”兴起,为寒门子弟提供经济支持和读书机会,官办学校、书院也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补贴。对于进京赶考的寒门子弟,政府也会发放“公券”,凭此可在公家的驿站免费食宿。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寒门子弟与官宦、富家子弟之间的起点差距,使他们更有可能实现阶层跨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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